在途中

你像是一个灿烂的春
沉在夜里，宁静而黑暗。——冯至《给亡友梁遇春》

我想为古今天才而短命的诗人编一个集子，名目应当叫《彩笔集》或者《昙花集》，取自废名为梁遇春所作的挽联：此人只好彩笔成梦，为君应是昙花招魂。最先想到的自然是梁遇春，接着还有海子、一禾、戈麦、朱湘、徐志摩、苏曼殊、纳兰容若、黄仲则、徐祯卿、王令、李贺、王勃、谢脁、贾谊……
梁遇春（1906-1932），因病早逝，否则前途真不可限量。只活了26岁，散文却有一种醇美的风味。译作为数不少，可以想见其勤奋超迈时辈多矣。然而，时命所限，梁遇春究竟不是了不得的大家。想当年他与钱钟书在杂志上纷纷奋笔，发表文章，风格亦可谓相类。但不久即天人殊途，不得不令人扼腕。遇春好友废名有挽联曰：此人只好彩笔成梦，为君应是昙花招魂。我观此联，又怅叹良久。
当时中国文坛，私淑lamb而风格灵魂无不酷肖者，非梁遇春莫属。他的文章，《春醪集》与《泪与笑》，斩然如两手所作。一个带着玩世不恭的怀疑主义者的神采，另一个却是缠绵悱婉的吻火情怀。而贯穿终始的，实在是那种对于生命所抱的热诚。在《查理斯•兰姆评传》（1928）中他评论兰姆说：“只有真正地跑到生活里面，把一切事都用宽大通达的眼光来细细咀嚼一番，好的自然赞美，缺陷里头也要去找出美点出来；或者用法子来解释，使这缺陷不令人讨厌，这种态度才能够使我们在人生途上受最少的苦痛，也是止血的妙方。要得这种态度，最重要的是广大无边的同情心。那时能够对于人们所有举动都明白其所以然；因为同是人类，只要我们能够虚心，各种人们动作，我们全能找出可原谅的地方。因为我们自己也有做各种错事的可能，所以更有原谅他人的必要。真正的同情是会体贴别人的苦衷，设身处地去想一下，不是仅仅容忍就算了。用这样眼光去观察世态，自然只有欣欢的同情，真挚的怜悯，博大的宽容，而只觉得一切的可爱，自己生活也增加了无限的趣味了。”在《Kissing the Fire（吻火）》中他评论徐志摩说：“人世的经验好比是一团火，许多人都是敬鬼神而远之。隔江观火，拿出冷酷的心境去估量一切，不敢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火焰里去，因此过个暗淡的生活，简直没有一点的光辉，数十年的光阴就在计算怎么样才会不上当里面消逝去了，结果上了个大当。他却肯亲自吻着这团生龙活虎般的烈火，火光一照，化腐臭为神奇，遍地开满了春花，难怪他天天惊异着，难怪他的眼睛跟希腊雕像的眼睛相似，希腊人的生活就是像他这样吻着人生的火，歌唱出人生的神奇。”他传即是自传，不错的。这两段话都可以看作是梁遇春精神的写照。
薄薄的集子里仿佛一直是有两个梁遇春的。一个飞扬跳脱，看透世事，名士气十足。爱迟到、爱逃课。一边大叫“还我头来”，一边发明着迟起的艺术。因为具有怀疑主义者的审慎的目光，所以特别能够发现世间事物不能协调的地方，比如文学与人生的不能协调，比如作品与主张的不能协调，比如心与口的不能协调，我们想到钱钟书先生《谈艺录》也念念不忘这些富有趣味的矛盾，甚至到了《管锥编》里，仍然不断地发挥着“难以一概”的感慨。梁遇春文笔峭利非凡，丝毫不让钱钟书。他嘲笑历来名士：“中国普通一般自命为名士才子之流，到了风景清幽地方，一定照例他说若使能够在此读书，才是不辜负此生。由这点就可看出他们是不能真真鉴赏山水的美处。读书是一件乐事，游山玩水也是一件乐事。若使当读书时候，一心想什么飞瀑松声绝崖远眺，我们相信他读书趣味一定不浓厚，同样地若使当看到好风景时候，不将一己投到自然怀中，热烈领会生存之美，却来排名士架子，说出不冷不热的套话，我们也知道他实在不能够吸收自然无限的美。”（《“还我头来”及其他》）他说幸灾乐祸的话：“据说尼罗王因为要看大火，故意把一个大城全烧了，他可说是知道享福的人，比我们那班做酒池肉林的暴君高明得多。我每次听到美国那里的大森林着火了，燃烧得一两个月，我就怨自己命坏，没有在哥伦比亚大学当学生。不然一定要告个病假，去观光一下。 ”（《观火》）他嘲笑文学史中的八卦太少，“把几百个生龙活虎的文学家描写成一堆模糊模糊不清毫无个性的圣贤”，“弄得念文学史的人一开头对于各文学家的性格就有错误的认识”。（《“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文学史》）言语从不肯饶人的钱钟书评论梁遇春说：“老觉得他在掉书袋，够不上空灵的书卷气”，也许是的吧，梁遇春的文笔虽然峭利，却从来没有钱钟书那种一下就看穿别人五脏六腑的冷眼，他对人事的嘲讽也不是冷嘲，而实在是热嘲，永远都是透出一股温和。大概没有人会作这样一个残酷的假设，假如钱钟书只活到26岁，留给世人的是怎样一段怀想？连《围城》都还没有写出来的钱钟书是否也会像梁遇春一样被人慢慢遗忘？
另一个梁遇春，再也难寻。纯朴天真，情怀缱绻，对人世的苦痛明了到极致，然而又爱到极致。“他阅历尽人世间的纷扰，经过了许多得失哀乐，因为看穿了鸡虫得失的无谓，又知道在太阳底下是难逢笑口的，所以肯将一切利害的观念丢开，来任口说去，任性做去，任情去欣赏自然界的快乐。他以为这样子痛快地活着才是值得的。他把心机看做是无谓的虚耗，自然而然会走到忘我的境界了。他的天真可说是被经验锻炼过了，仿佛在八卦炉里蹲过，炼成了火眼金睛的孙悟空。人世的波涛再也不能将他的天真卷去，他真是“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这种悠然的心境既然成为习惯，习惯又成天然，所以他的天真也是浑然一气，没有刀笔的痕迹的。”（《天真与经验》）“我现在极喜欢在街上流荡，因为心里老想着也许会遇到你的影子，我现在觉得再有一瞥，我就可以在回忆里度过一生了。在我最后见到你之前，我已经觉得一瞥就可以做成我的永生了，但是见了你之后，我仍然觉得还差了一瞥，仍然深信再一瞥就够了。”（《苦笑》）
梁遇春的文笔，废名所评也是确当。他说遇春那是“新文学当中的六朝文”，而“中国文章，以六朝人文章最不可及”。遇春的文章“玲珑多态，繁华足媚，其芜杂亦相当，其深厚也正是六朝文章所特有”，“秋心年龄尚青，所以容易有喜巧之处，幼稚亦自所不免”，然而，二十六年，昙花一现，遇春却再也没有深自砥砺的机会了。

附1：
http://www.douban.com/doulist/125092/
这个豆列，搜集梁遇春著译，散文集坊间多有，不得不有所择别，至于译作，则尽量收录。沧海遗珠者，待异日补全而已矣。

附2：梁遇春译作书目
《浮士德》屠介涅夫著，顾绶昌、梁遇春译，北新书局，1928
《近代论坛》狄更生编，梁遇春译，春潮书局，1929
《英国小品文选》梁遇春译注，开明书店，1929
《幽会》高尔斯华绥著，梁遇春译注，北新书局 , 1930
《红花》加尔洵著，梁遇春译注，北新书局，1930
《厄斯忒哀史》W.H.White著，梁遇春译注，北新书局，1930
《英国诗歌选 英汉对照》梁遇春译注，北新书局，1930
《情歌 英汉对照》梁遇春译注，北新书局，1931
《草原上》高尔基著，梁遇春译注，北新书局，1931
《鲁宾逊漂流记》笛福著，梁遇春译，北新书局，1931
《荡妇自传》笛福著，梁遇春译，北新书局，1931
《老保姆的故事》盖斯凯尔夫人著，梁遇春译注，北新书局，1931
《我们的乡村》M.R.Mitfod著，梁遇春译注， 北新书局，1931
《忠心的爱人》J.Hankin著 梁遇春译注，北新书局，1931
《一个自由人的信仰》罗素著，梁遇春译注，北新书局，1931
《三个陌生人》哈代著，梁遇春译注，北新书局，1931
《青春》康拉德著，梁遇春译注，北新书局，1931
《最后一本的日记》W.N.P.Barbellion著，梁遇春译，北新书局
《吉姆爷》康拉德著，梁遇春译，未译完即病逝，由袁家骅续译。

按：底本为河北教育出版社止庵编《周作人自编文集•木片集》，其所据底本为百花文艺出版社1962年第一版《木片集》。校本为钟叔河《周作人文类编》，其所据底本应为1963年香港《新晚报》。于是可以约略推测，两文的区别也可以说成是大陆本与港本的区别。两相比照可知，大陆编辑往往不甘寂寞，奋笔刊落词华，不遗余力。尽管其心曲如今倒是可以被发掘出来了，但是平平无奇。其一无非是躲避时讳，其二无非是刻求平易。因而太调侃的段落（如谈吃草的巨兽）要删，涉及亵谑的段落（如谈龟的整段）要删，涉及封建遗毒的词句（如易经）要删。为了平易，甚至在谈凤的结尾处加了一句，“也有人的名字由小凤改成新凤”，真是彰显我编辑者之风采。本文涉及到龙的地方，作者和编辑者两方面我都很关注，微言大义，我不多说。文中谈论凤凰的第二种外来影响，与黄永玉记钱钟书谈凤凰略有相同之处，所谓浪漫的诗人，大概即指郭沫若。个别字句不同处甚多，文气差别不大者不再一一指出，因其无关紧要也。另外，只从本文来看，止庵本编校得相当不精细，是又一个令人遗憾的地方。

麟凤龟龙，自昔称为四灵，算作祥瑞。其中只有乌龟还是存在，蠢然一物，看不出什么灵气。麒麟这东西见于“西狩获麟”的历史，可见事实有过这种动物，而且望文生义的解说下去，可以说它是鹿的一种，那么日本动物学家称（据钟本补：动物园里的）长颈鹿为麒鳞，似乎是有些根据的。（据钟本补：古来说它是仁兽，这是的确的，因为以它这庞然大物，却是吃素的，这实是证据，虽然吃草的巨兽此外还有，但牛马因为常见，所以没有什么稀奇，就是塞外的骆驼，也只落得被说是肿背的马罢了。）麟的出现虽是祥瑞，但是它本身并没有什么怪异的成分，那么它也只是像赤乌白鹿之类，以稀见难得为贵。长颈鹿现在产于非洲，这一类动物的化石在我国曾有发见，其历史也相当古老了。
凤凰是什么鸟，现在不容易解决。风字的古文就是“朋”字，系是象形，象它羽毛丰盛之貌。《山海经》上也只说：“丹穴山有鸟状如鹤，五采而文，名曰凤。”无非说它毛色好看而已，也没有什么神异。它大约是一种羽毛非常艳丽的鸟类，有如孔雀之属，因为不容易看到，所以后人更锦上添花的加以形容。其中有两样乃系外来影响，不可不加区别。其一是《西游记》里的大鹏鸟，鹏字虽然可以作为凤之别体，但释迦如来的大鹏乃是佛经的“金翅鸟”的变相。（据钟本补：是一种要吃龙的大鸟。）其二是依据西洋古代的传说，有这么一种神鸟，它生活五百年，随后自己收集香木焚身，再从灰炉中产生出一只小鸟来。这鸟一点都没有与凤凰共同之处，只因名为福尼克斯，被浪漫的诗人拿去与凤凰相接连，故有“凤凰转生”的颂歌。（据钟本补：但是这两样都是和风凰毫无关系的。）也有人的名字由小凤改成新凤。（钟本无，此处最有大陆色彩。）
说也奇怪，四灵的传说虽然早已失了势力，但这麟凤与龙的字面却一直通用着，还多用于姓名方面，这里除掉那龟字，但在南宋总还是有的，如（据钟本补：王十朋名龟龄，）陆放翁别号龟堂都是，所以世传自元朝起开始忌讳，或者是的。（据钟本补：《水浒传》里说郓哥戏弄武大，说他是鸭子，武大答说我老婆不偷汉子，我如何是鸭。可见那时骂人的这句话是说鸭的，至于为什么这样说，那理由或者是如郓哥说的“便颠倒提起来也不妨，煮在锅里也没气”，是一种“饮[米追]亦醉”的性质吧，又或者是说母鸭不会孵蛋那种传说里变化出来，这便与说龟与蛇交的理由有点相近了。但在中国文字上忌讳的是龟字，而在口头上听见老爷式的骂人却是“王八蛋”，这却是所指是甲鱼。龟鳖虽然很是相像，同属于爬虫类，但究竟不是同科，现在却是张冠李戴，弄不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以说是一篇胡涂账了。）
现在还剩下一条龙须要研究，这事或者比较麻烦也未可知，因为它的性质复杂，有两个来源。其一是实有的，古代有过记载，这乃是一种爬虫类动物，《左传》述晋史臣蔡墨回答魏献子说，古代有人懂得豢龙的，夏朝孔甲时代有龙四条，雌雄各二，有刘累学得豢龙的方法，由他照管。后来一条雌龙死了，刘累腌了送给孔甲去吃，很是好吃，要叫刘累更去寻找，他怕找不到，所以逃了去了。这样看来，可以知道它并不神异，只是很难找到的一种动物罢了。其次则是说它是神物，会得兴云下雨，（据钟本补：在《易经》里已是如此说，）随后变成龙王爷的信仰。这是本国的（据钟本补：渊源）。到了唐朝受到佛教的影响，龙王也从原来的“畜生道”升为天上，又加添了龙女，是理想的美人，加以（据钟本补：文学）描写，以后把龙宫的内容写成天堂一样了。其实龙的本相乃是大蛇，（据钟本补：也就是印度有名的眼镜蛇，梵文里称作那伽，即是蛇的意义。）佛经里说它（据钟本改：佛经里说无论龙王龙女总是）不脱三苦，说他睡时现形为蛇，又说虽食百味，末后一口化为蛤蟆，这是说得很巧妙的。（据钟本补：但是若是照这样所说，那么将使得好些唐人所写如《柳毅传书》的传奇，便要减色，这真是杀风景的事了。）
四灵之中，麟凤龟三者都没有神化，唯独龙有这样的幸运，这是很奇怪的。一条爬虫有着牛头似的一个头，事实上是不可能，（据钟本改：一条爬虫有着下巴的，）但是经过了艺术化，把怪异与美结合在一起，比单是雕塑牛马的头更好看，这是难得的事情。画图上的水墨龙也很好看，所以龙在美术上的生命，比那四灵之三要长得多了。

十四朝文学要略
（本册收录《十四朝文学要略》一种，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本校订重排）
丛书名: 刘永济集
出版社: 中华书局
出版年: 2007年10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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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新近出版了《刘永济集》，按说真是值得庆贺。非常惭愧我一直都没有认真读过先生的书，确切地了解一些先生的事，还是在程千帆先生的《桑榆忆往》一书里。先生曾从学于况周颐、朱祖谋，词学极为精湛。先生的《文心雕龙校释》，是治《文心》必读之书，学者不敢轻忽，先生亦尝自许。但是，此书绝不如黄侃札记流播广泛，难为识者一见。
《陈寅恪集·书信集》尚存留有致先生的五封信札，大抵不过是劫余罢了。国难之中，先生闻寅恪先生从香港脱困，力邀寅恪先生赴乐山武汉大学执教，寅恪先生再四陈情，坚辞不已，终不果行，而先生竟与武汉大学相终始。而当举国横流之际，寅恪先生来书相询：“数月前闻唐长孺君言，兄近日不下楼，岂行走不便耶？”文辞约隐，真不知先生晚年是何等况味。
先生殁后手稿零落，赖长女多方保全，辗转以谋求出版，然而先生之著作散失者尚多也。如《屈赋音注详解手稿定本》，《文心雕龙辞典未定稿》均告佚失，不知尚能重见于天壤之间否。而犹有《默识录》一书，中华《刘永济集》未收，殆别有他故耶。此书九二年并《云巢诗存》在台北出版，大陆罕见。其长女刘茂舒谓是三卷，而其弟子程千帆谓是四卷，不知孰是，其中亦别有玄机否。
前些日子得了这本《十四朝文学要略》，此书我早闻其名，大学时心粗气浮，只在阅览室翻览过一遍，殊乏领会。先生此书文辞精雅可诵，真堪继美《文心》，最近才有机会重读先生此书，我是很高兴的。但是甫一开读便遇到讹误的字句标点，心里不免稍感伤心意外。继续读下去，错误竟纷至沓来，跳脱于眼帘，我不由得废书长叹。

*刘茂舒《唤回心底十年人——追念我的父亲刘永济教授》（1979年）记《默识录》一书：这时，他已经是重病缠身了。他忍着剧烈的胃痛，在病中断断续续地坚持将解放后的读书心得整理成三卷《默识录》。第一卷为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的笔记；第二、三卷为有关古典文学及其他问题的笔记。

**程千帆《桑榆忆往· 忆刘永济先生》（1982年）记《默识录》一书：《默识录》是先生积存多年的读书札记，除已写入各种专著的之外，晚年复将其余部分辑为此书，共四卷。《文学遗产》1980年第3期发表了其中十二则，可见一斑。现正设法出版。

校记
页11：书中数见“大氐”一词，不若从俗改为“大抵”，于文意固无伤也。
页12：项安《世家说》→项安世《家说》
页13：至元扬士宏编《唐音》→至元杨士弘编《唐音》
页13：如《右丞明到衡山》篇，嘉州函谷磻溪句→如右丞“明到衡山”篇，嘉州“函谷磻溪”句（按，右丞篇指王维《送杨少府贬郴州》一诗，诗云：明到衡山与洞庭，若为秋月听猿声。愁看北渚三湘远，恶说南风五两轻。青草瘴时过夏口，白头浪里出湓城。长沙不久留才子，贾谊何须吊屈平。嘉州句指岑参《暮春虢州东亭送李司马归扶风别庐》中“到来函谷愁中月，归去磻溪梦里山”之句。施蛰存《唐诗百话》有对此段的分析。）
页14：或谓《中州乐府》选政，操之遗山→或谓《中州乐府》，选政操之遗山
页15：韩非子《显学篇》，始有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孔墨之语。→韩非子《显学篇》，始有：“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孔墨”之语。
页16：告人曰：“吾为诸馆职挦撦至此，闻者大噱。”→告人曰：“吾为诸馆职挦撦至此。”闻者大噱。
页20：述主客以引首→述客主以首引
页21：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
页22：按宋玉《风赋》，“因风以明讽谕之志；贾生《鵩鸟》，见鵩而起生死之情，诗家之兴也。”→按宋玉《风赋》，因风以明讽谕之志；贾生《鵩鸟》，见鵩而起生死之情；诗家之兴也。
页22：目比者，附也→曰比者，附也（目字不明何意，必有误）
页26：书不过语，语有贵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
页27：归余终→归余于终（《文心雕龙》引文）
页30：使不失队→使不失坠
页34：志气之符契也。故知歌咏之兴，以感人为极致矣。”→志气之符契也。”故知歌咏之兴，以感人为极致矣。
页35：曰然，童子雕虫篆刻，→曰：然，童子雕虫篆刻。
页53：今观左氏所记：→今观左氏所记，
页54：《考左》传所载→考《左传》所载
页55：违反乖刺→违反乖剌
页62：论箸之用→论著之用
页73：其不能自己之情→其不能自已之情
页78：谓非一乎之作→谓非一手之作
页100：所以首引文致也。于是有对问之作，《招魂》《大招》，极铺排之观。→所以首引文致也，于是有对问之作。《招魂》《大招》，极铺排之观，
页101：转辗因袭→辗转因袭（？）
页101：“文心”所评→《文心》所评
页123：《文章流别[讠侖]》→《文章流别论》（其字不伦，当从简化字。）
页124：子赡辩苏李之诗为后人拟作，然固非曹刘以下所能辨也→子瞻辨苏李之诗为后人拟作，然固非曹刘以下所能办也
页131、133、139：刘子元→刘子玄（似当从俗改定？）
页133：《左氏·春秋》→《左氏春秋》（不伦）
页140：叔皮斟酎前史→叔皮斟酌前史
页143：亦史部之宏制哉；→亦史部之宏制哉。
页153：后人如王元美。→后人如王元美，
页153：咸以自骋骥于千里→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典论·论文》引文）
页163：尝论易无互体才性同异→尝论易无互体、才性同异（《三国志》引文）
页178：卢湛子谅→卢谌子谅
页180：其详见阮福所为《文笔对》→其详见阮元所为《文笔对》
页180：及刘、宋纂统→及刘宋篡统
页183：然观《宋书·谢庄传》，载→然观《宋书·谢庄传》载
页183：如《谢脁传》，言沈约常称之云→如《谢脁传》言沈约常称之云（揆文义实不当断，他皆类此）

我们说，一个人发现自我须经过三重境界，第一境，“天地与我并生，世界前所未有”，此有我之境，最初的发现自我如同发现了一个世界，不禁惊讶于它的浩瀚博大，荒谬离奇。然而也发现了我之终究为我，以我之眼观物，世界皆不免染上我的色彩。第二境，“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此无我之境，盖此刻已泯灭了最初发现自我时的欣喜，从而更加体会到我之为虚幻，正与物相同。我之于空，于是结下不解之缘。第三境，“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此又为有我之境，然而此等境界下我之举手投足不违物情，又深明物我之迁变，古今之流传，世界的悖论与局限，人类的疾病与苦难，与最初的有我之境不可同日而语。

一个人读书也须经过三重境界，如同自我的发现一样。读书如同吃饭，有人看重营养，有人看重滋味。但这并不是说，一场盛宴中营养与滋味不能并存，只不过在饕餮者这里，是“赋诗断章，予取所求”罢了。秉此判断，真读书人亦可以分为营养派与滋味派。所谓“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辄欣然忘食”者，滋味派也；所谓“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书富如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营养派也；两者皆源远流长，绵绵相续。然而进一步说，读书时如果不深会其中滋味便不能得其营养，是营养派亦须依附于滋味派也。

古人中陶渊明一段话尽得滋味派的神髓，所谓“会意”，近人则陈寅恪得之，所谓“同情”。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阐明治哲学史的境界，一说“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与精神”，再说“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这种同情最是难得。关于同情，没有谁比米兰·昆德拉在其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解释得更好了：“有同情心（同-感），即能够与他人共甘苦，同时与他人分享其他任何情感：快乐、忧愁、幸福、痛苦。因此这种同情是指最高境界的情感想象力，指情感的心灵感应艺术。在情感的各个境界中，这是最高级的情感”（P23-24），可谓推崇备至。同情，一种心术，一种映射。

《困学纪闻》卷八：“陈烈读求其放心，而悟曰：我心不曾收，如何记书？遂闭门静坐，不读书百余日，以收放心。然后读书，遂一览无遗”，小时候读到这段，敬佩不已，现在想来，不免窃笑，陈烈以记书为本领，未免太浅，就一览无遗又能如何。求放心的心，单纯言之，即“同情”心。一个人能保持其“同情”心，有与古今之人休戚与共的情怀，然后才可与之论读书的境界。

我们说读书也须经过三重境界，第一境，“泛览无涯涘，亦无所归”，一个人读书，就是与浩瀚的流传世界相遇。这世界流传至今，处处与我面对，因而发生其意义。而我赏心眩目处处好奇之余不免师心自用，妄论古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能平情以探求古人之心术。第二境，“我思古人，实获我心”，此刻读书我能够与古人同一立场，表一种完全的同情，读其书也能完全地融入其中，虽说同情不过是一种想象，但这种想象自有其不得磨灭的根据。于是乃不能分辨何者为我，何者为古人。虽然有我，实与无我同。我即古人，而古人实即我也。第三境，“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天地一体也，古今一人也，此境之下读书能够出入今古，融通无碍，发挥主张，出口即成绝响。不但能够深明古人立说之苦心孤诣，表章其孤怀遗恨，自己亦能从而如此，而流传之回音得以发扬，从游之士子亦得以瞻望焉。

——此文怀念陈寅恪先生

初次知道先生，是在大学读书的时候，那契机早已忘却，只记得吾师在课堂上讲到陈寅恪[que]，豁然悟得，原来就是我一直固执地念陈寅恪[ke]的先生。一直到现在，口边指端还在不断重复着que与ke的分裂，但是习以为常。且说课下我便到图书馆寻寅恪先生的书看，寒柳、金明、元白、别传，暗蓝色的封面，似乎一直都摆在那里，不知多久的蒙尘等待一只颤抖的手将它们拂拭，小心翼翼地翻开书页，内页上先生的照相最能显示出一个学人所具有的凛然风骨，先生在藤条椅中，手持黄藤手杖，目光嘴角透露出坚毅。此后就是陆陆续续的阅读。寥寥几笔也许根本记不下我自己当年的痴迷与痴狂。早年的读书常常是深深沉入其中，掩卷的时候才开始怀想作者的风范，于是很久以来我从未想过先生的生命是幸与不幸。先生的文章是如此光彩以至于我以为先生的生命也应当如此才是。可是谁料先生竟颠沛流离若是，先生“天其废我”之叹，每私自想来，不免怅恨。

一九六 四年，先生年七十五，有《赠蒋秉南序》，追忆早年，最见深情，有曰：“清光绪之季年，寅恪家居白下，……朝野尚称苟安，寅恪独怀辛有索靖之忧。”文中所追忆之时，据我的妄断，当在先生十五岁上下。先生一生忧怀孤愤，有不能自已者，每发为诗章，到处流传。先生之诗沉郁凄凉，令人不忍视。先生发明以诗证史的学说，而先生的诗恰成为先生一人之心史，一国之痛史，后生小子不敏，虽不能窥先生孤怀遗恨之万一，亦不能代为发覆钩沉，张皇先生心曲，如余英时先生所为，却总以为接续吾国之文化命脉，保有吾国文化使不失坠，方不负先生一生孤守也。

余英时先生发明“陈寅恪晚年心境”一语，探微先生晚年心史。而我以为“奔走东西洋数万里”、“漂泊西南天地间”总数十年，先生早年心境尚待发掘之处尚多，如果茫昧于此，诠论先生晚年心境实难以尽善，先生早年独怀的“辛有索靖之忧”亦难以辨别清楚。先生诗境凄凉，早年即如是，其实无不与“辛有索靖之忧”相关。陆游六十二岁作《书愤》，一腔豪气化为绕指愁肠，所谓“早岁哪知世事艰”，而对于先生而言，却恰好是“早岁早知世事艰”了。观先生三十八岁诗如：“回首平生终负气，此身未死已销魂。人间不会孤游意，归去含凄自闭门”，可知先生之孤怀往往难与人说，只能以渺渺之身独力承当。先生一九四四年谒杜甫祠，有诗句云：“人心已渐忘离乱，天意真难见太平”，于此等处或可稍窥先生孤怀之万一。

我平素最喜先生“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之句，谓最合先生孤愤的品性，而按诸先生年谱，此诗作于一九四五年，是年先生年五十六，病目竟为庸医所误以致失明，而先生之凄凉感慨将令我不能自持，恍然若失。

今人多诬先生以诗证史的含义，以为不过是把诗拿来作史料看而已，可是以诗作史料看的，我国学者代不乏人，何足贵也！先生的以诗证史，实从诗歌的精神内涵着眼，关注其中的古今之通变，至标立古典今典的名目，也是为方便观察诗歌中古今通变之处。司马迁作《史记》悬“通古今之变”为标准，后世遂成为吾国史家的最高标准，然而至者鲜矣，悟者亦鲜矣，而陈寅恪先生实为能臻此境界之一人。先生早年诗作如“兴亡今古郁孤怀”，如“读史早知今日事”，如“谁挽建炎新世局，昏灯掩卷不胜悲”，如“怀古伤今并一吁”，先生“通古今变”的史识皆深寓于其中。克罗齐的名句“一切历史皆为当代史”，着眼就在古今之变上面。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论“通古今之变”，分疏“由今知古”与“由古知今”，可谓深于治史者也。近读某中国史，谓“通古今之变”即是“通史”之谓，何其所论之浅也。通古今之变，非仅通观古今变化之轨迹，而亦为通观古今变化之映射。其间区别，诉诸识者。

公元前233年，即秦始皇14年，韩国的公子韩非作为平息战乱的祭品出使秦国，不久便死在秦国的狱中。这一年韩非还不到五十岁，郁积多年的孤愤通过一场著名的赴死而烟消云散。秦国的天空云淡风轻。三年后，秦王17年，韩国都城为秦所攻破，揭开了秦王灭六国的序幕。

如果相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推断，韩非在秦国期间根本无暇著书，那么韩非生前最后一篇《存韩》（即今本《存韩》之韩客所上书）很可能草就于韩非赴秦的旅途中。现在再来读《存韩》，便不仅仅是言不由衷那么简单了，《存韩》也许是韩非表白自己决心的赴死之书。长久以来一直令我感到困惑的是，深明“说难”的韩非怎么会写出像《存韩》这样如此草率的纵横文章？《说难》与《存韩》，分明是韩非寓言中的矛与盾，不可两存之仇。所以一直以来我都怀疑《存韩》真是韩非所写。那么为什么我又改变看法了呢？也许仅仅是由于韩国的无人吧。试想韩非书中一笔笔记下的韩国混乱的政治情况，处此大厦将倾之势而又愿出使秦国以《存韩》一篇上书秦王的，除了韩非，还能有谁？当然只有韩非，只有韩非才能写出《存韩》。或者更进一步地说，只有《存韩》才能使秦王对韩非厌倦，只有秦王的厌倦才能够致韩非于死地，以完成韩非赴死的计划。在秦王与韩非的秘密对峙当中，李斯，根本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棋子而已。

我们不要忘记，据史记中的记载，秦国发动这场战乱，正是为了韩非。二十七岁的秦王期待一个坐论王霸之道的韩非，一个能够使他王天下的老师，然而他所得到的只有《存韩》。如果历史不过是小说与推断的种种混合，我相信公元前233年的那场出使是韩王对韩非的一次秘密流放，或者根本就是韩非的自我流放。相对于韩国而言，韩非是另一个屈子，而《存韩》则揭示了另一条隐秘的湘流，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死亡注定要成为这次流放的结局。

今本《存韩》，是由两段简略的叙事连缀起来的三篇文字。包括韩非上秦王书、李斯上秦王书及李斯上韩王书。我们不知道《存韩》究系何人所编，成为如此奇特的结构。《存韩》的这种编缀，如果说真有什么深意的话，我们也许可以视《存韩》为存韩非之心术。韩非的赴死之心，就深埋在《存韩》一文当中。

韩非与李斯，在这个文本中永远纠结在一起。昔日的同门如今成为仇雠，我想说，造成这种局面的无论如何也不是李斯。世人以此怪罪李斯只是昧于局势而已。存韩的决不可能，使李斯对《存韩》的反应也不过是弦箭文章。《存韩》在秦王那里所激起的厌倦李斯不可能不清楚，他这么做，只是势所不得不为。这个二十二岁就独手平息了一场叛乱的秦王就如同韩非书中深谙独断之术的君主，根本非李斯所能左右，那么李斯的出使韩国也不过是箭在弦上而已。李斯决意使韩的时候，韩非尚在狱中。我们已经无法弄清楚韩非死亡的真相了，如果毒药真是李斯所留，我只能推断韩非死于李斯使韩之前，因为我无法相信李斯会放下活生生的韩非独自出使外国。

如果说《存韩》是理解韩非赴死之心的一把钥匙，那么《孤愤》就是理解韩非赴死之心的另一把钥匙。我曾经反复地读《孤愤》，想要理解韩非那独自承担的忧患到底是什么。到底是怎样的绝望使这个人说出像“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这样惨礉的话。我不相信仅仅凭理论就可以令一个人对信任彻底绝望。早年的韩非也许仅仅是一个好读书而且热衷于谈论王霸之道的才子，他博闻强识，明于治乱，熟谙各国史实。试观五蠹、显学、解老、喻老、说林、内外储说，处处透露出韩非早年的勤学深思。但是晚年的韩非，写下孤愤、说难、奸劫弑臣、亡徵、备内的韩非，绝对不仅仅是如此简单。我们只能推测他所见到过的黑暗，那一定是我们所没有见到过的。

一直到韩非晚年，他的书才流传到秦国，也许是他的门客中有秦人，暗中抄了他的书带到了秦王那里。现在我们确切可知的，流传到秦国的两篇，一篇是《五蠹》，另一篇就是《孤愤》。我相信，《五蠹》一定比《孤愤》的写作时间要早得多，那还是一个坐而论王霸之道的韩非。使秦王说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一定是那个写《五蠹》的韩非，而决不可能是写《孤愤》的韩非。《孤愤》是韩非晚年内心黑暗之所郁积，璀璨绚烂的血泪凝结。二十六岁的秦王无论如何也不能懂得。

试观韩非孤愤之所在，一曰：“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再曰：“其可以罪过诬者，以公法而诛之；其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穷之。是明法术而逆主上者，不戮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 ，三曰：“当涂者之徒属，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污而不避奸者也。大臣挟愚污之人，上与之欺主，下与之收利侵渔，朋党比周，相与一口，惑主败法，以乱士民”，四曰：“使其主有大失于上，臣有大罪于下，索国之不亡者，不可得也”。韩非纯以一腔孤愤面对衰世之韩国，其凄厉有令人不忍观者，于是我知《孤愤》之不得不作，《存韩》之不得不作，而韩非亦不得不死也。

我们没有资料能够证明韩非对屈原有所了解，也许了解不过是多余的。这个数遭流放的楚国大夫最终投身湘流，亲裹鱼腹，那时韩非也许刚刚出生。屈原的自沉必定是默默无闻的，如果没有离骚、涉江、哀郢的种种流传，他的死至今也不会有任何人知晓。然而我无端地以为，《孤愤》即是韩非子的《离骚》，而《离骚》即是屈大夫的《孤愤》。韩非与屈原，在我眼前越来越接近，以至于成为了一个硬币的两面，一面表示清白，一面表示孤愤。屈原自沉百年后，才子贾谊过湘水，吊屈子，又不到百年，司马迁作史记，将屈子贾生合传，屈子的投水遂成了我国文化史中关键性的事件，却使沦为孤臣孽子的韩非一段心史湮灭不彰，后人徒谓韩非惨礉少恩，而不知其孤愤有自，不免令后世读史之人废书而叹。